薛瑄是继曹端而起的朱学学者，以复性为宗，强调人伦日用，提倡笃行践履之学，是明代初期朱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给朱学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明初影响很大。他的弟子阎禹锡、白良辅、张鼎等创建了河东学派，门徒遍及山西、河南、关陇一带，蔚为大宗，“笃实近理”是这一学派的特征。[8]
三、吴与弼与崇仁学派
吴与弼，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他与薛瑄同时，号称南北两大儒，但治学侧重不同，各具特色。吴与弼19岁时，获读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心颇向慕，遂放弃举业，读《四书》、《五经》和洛闽之书，不下楼数年，立志研习理学。他一生中除应诏赴京任“谕德”辅导太子读书两月外，皆家居讲学，弟子从学者甚众，先后有娄谅、胡居仁、谢复、胡九韶、陈献章等，形成了崇仁学派。
吴与弼颇有怀疑精神，并抨击宋末以来的笺注“率皆支离之说”，有害无益。他的理学主要讲道德修养，认为个人道德修养好了，就不难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把“存天理，去人欲”作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面，强调为学者要以“理”的道德规范日常行事。他认为圣贤所言，无非是“存天理，去人欲”，要学圣贤，就不能舍此他求，“故君子之心必兢兢于日用常行之间，何者为天理而当存，何者为人欲而当去”。因此，他讲人的身心修养，人的气质变化。至于修养的方法和内容，则遵循朱学的观点，强调修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要有一个长期持续不断的艰苦过程，要通过读书穷理的工夫，读圣贤书，体会圣贤遗言。所以，他要求弟子循序熟读，“读以千言不计其功，磨其岁月而不期其效”[9]，积久自然有所得。他还提倡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磨炼，提倡践履。这些观点也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对于指导学生读书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