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二九年初，反对梅斯曼的老人收到下面一封信，使他安定的心绪大受影响。
“我的老同学，
一切友谊，即使决裂了，也有些永远剥夺不了的权利。我知道你还健在，我常常想起的是我们一同在圣·于里安街的破屋子里所过的日子，而不是我们之间的敌意。在离开世界以前，我要向你证明，催眠术快要成为一门重要的科学了，假如科学应该有许多种的话。我可以提出确凿的证据破除你的疑惑。也许你的好奇心还能使我有机会跟你聚首一次，在梅斯曼事件以前，我们原是常常相见的。
蒲伐。”
这一下，反对梅斯曼的老人好似狮子被牛蝇叮了一口，直奔巴黎，到蒲伐老人的寓所丢了一张名片。蒲伐住在圣·舒比斯教堂附近的非罗街上，他也到米诺莱的旅馆丢下一张名片，写着：“明晨九时，在圣·奥诺雷街圣母升天教堂对面恭候。”米诺莱变得年轻了，一晚没睡着。他去拜访几个相熟的医生，问他们是不是天下大变了，是不是医学界有了新的学派，巴黎大学的四个学院是不是还存在。他们告诉他，当年抵抗邪说的精神并未消灭；只是医学学士院和科学学士院不再用压迫手段，而仅仅用置之一笑的态度，把涉及磁性感应的事情归在高缪斯，龚德，鲍斯谷的魔术之列，看作一种所谓科学游戏。但这些议论并不能阻止米诺莱老人赴蒲伐的约会。经过四十四年的仇视，两位敌人又在圣·奥诺雷街上的一个门洞子里见面了。法国人老是有许多分心的事，没法把仇恨保持长久。尤其在巴黎，那么多的事情把空间扩大了，使一个人在政治，文学，科学各方面活动的范围更加辽阔，到处都有园地可以开发，施展各人的雄心。要恨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集中精神，直要你拿出几个人的精力，才能长时期的恨下去。所以只有肉体能保留仇恨的记忆。过了四十四年，连劳白斯比哀和唐东也会互相拥抱的了。可是两位医生相见之下，谁都没伸出手来。蒲伐先开口对米诺莱说：“你身体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