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想象中的原始风貌不再有说服力。沃尔内（Volney）说他未曾参与公共事务，自己的事都料理不好，却根据蒙莫朗西森林的生活经验勾画原始图景，沃尔内对此不解：“原始人就有美德，就不存在邪恶？”[235]关于异域风俗中的美德问题在革命之前有过争论，1779年，沃克（Walker）发现了否定性的证据，“在阿拉伯人、鞑靼人、北美土著人和中国人的历史中，更多的是谎言与欺骗，而非真实与忠诚”[236]。此时它又被人提及，既为否定卢梭的文明观，又质疑革命的理论前提，虚泛的想象与鲁莽的暴力能破坏旧制度，但不能造就新社会。
法国人历经理想的幻灭，见惯了世事无常，冷漠的平静中有消解一切的怀疑。他们对启蒙时代的态度变了，不再相信那些哲学家，斥责他们没有为法国指明道路，孟德斯鸠遭诟病，伏尔泰的文章有矛盾。[237]对卢梭的评价同样受新舆论影响，克赛纳（Quesne）说他写《忏悔录》“是因为夸耀的性格激励着自尊”，杜索尔斥责他粗鲁，“对人有不由自主的轻视”[238]。卢梭的理论体系被颠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将社会与自然对立，《爱弥儿》又攻击社会，他写过《社会契约论》，却对自由一无所知，文辞里更多的是雄辩而非逻辑，是热情而非智慧”[239]。鉴于此，自称是卢梭学生的努格莱（Nougaret）为他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