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是：一种有关“善”可以如何被使用的极度贫乏的观点。凯恩斯列举了摩尔追随者中间所探讨的中心论题：“如果A爱B，并且相信B会回报他的感情，但B并不爱A，而是与C热恋；假如A是对的，那么事情显然不像它本应发生的那样好，但A发现了他的错误，那么事情会更好些还是更坏些？”又：“如果A是因为误解B的品质而与B相爱，那么比起A根本就没陷入爱中，这是更好些还是更坏些？”这类问题应当如何回答？——遵循严格的摩尔式的处方。你看出还是没看出，在较大的还是较小的程度上，非自然的善的属性存在还是不存在？而假如两个观察者有了分歧又怎样呢？按照凯恩斯的说法，答案是：要么两人专注于不同的主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要么一人的知觉能力高于另一人。但是，正如凯恩斯告诉我们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显然完全不同：“实际上，胜利总是属于带着清晰而又确信无疑的最出色表情说话的人，他们能把不容置疑的腔调运用自如。”接着，凯恩斯描绘了他对摩尔的摇头叹息、斯特雷奇的冷峻的沉默以及洛尼·迪金森的耸肩的深刻印象。
这里恰好有证据表明，在被说出的话语的意义与目标和我们重释情感主义时所关注的话语的使用之间有一道裂隙。作为当时一个敏锐的旁观者，凯恩斯本人如果反观一下，就可能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这些人要他们自己去辨识一种非自然的属性（他们称之为“善”）的存在；但实际上并没有此种属性，而他们所做的仅仅是表达了他们的情感与态度，并且通过对其自身的言语与行为的解释，赋予表达以一种它实际上并不具有的客观性，从而伪装了这种有关偏好与怪想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