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在史书体裁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这跟他们对史书的表现形式有比较豁达、开阔的见解有关。自魏晋以来，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争论一向很激烈，刘知幾反对“唯守一家”的论点，主张“班、荀二体，角力争先”，编年、纪传都应当存在下去。后来，中、晚唐之际的文学家皇甫湜写了一篇《编年纪传论》，是很精彩的辩难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56]
他认为体裁不是不变的，关键在于“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即根据实际的需要和史家的才能而可以有所变化。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认为：一部史书要做到“包该事迹，参贯话语，纤悉百代之务，成就一家之说”，那就要求史家“必新制度而骋才力”，刻意于创新。皇甫湜关于史书体裁的这些论点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