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因为陶意识到中国大众的赤贫，陶的科学价值观倾向于强调其增进生产与物质利益的前途，甚于强调生活的哲学。然而他是个毫不逊色的科学主义鼓吹者，而且甚至是个比杜威更以救世主自诩的教育家，特别是在涉及他自己的行业方面。[41]但是，陶的个人使命意识和他歌颂科学，在年代上比他同杜威和师范学院接触为早。他的美国经历可能增强了这些偏好并予之以方向，但却没有创造它们。
从陶的作品来判断，他所没有分享的，是杜威对西方的美化，特别是对于作为真正进步主义、民主和科学故乡美国的美化，以及杜威对中国的相对消极评价。这已相当大地超出了简单的文化无知，恰如杜威建议教中国孩子们“电”始于“一盏电灯、一只电报电键、一只电话机或一辆汽车的蓄电池，所有这些都在儿童的日常经验之中……”[42]杜威实际上是把西方作为适于中国人效法的进步主义价值之生动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