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后，即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建史馆于禁中，命诸臣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诸臣认为，后魏（即北魏）史已有魏收《魏书》、魏澹《魏书》，“以为详备”，不必重修，故由“六代史”变为“五代史”。经过七年的努力，至贞观十年（636年），五史皆成，为一代盛事[104]。此次修史成功，同唐太宗的决策有极大关系。一是他设立了史馆，并给史馆以很高的地位，为皇家修史开创了新的局面，在中国史学上是一件里程碑的事件。二是他以房玄龄监修，魏徵“总加撰定”[105]，令狐德棻“总知类会”诸史[106]。正是有了修史的专门机构，又有了明确的分工合作，加之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才可能出现中国史学上的这一盛事。显然，唐太宗是这一盛事中的关键人物。
唐太宗晚年提出了撰写新的《晋书》的要求，这是他在皇家修史活动中的又一重要决策。对此，学术界曾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和推论，似也不无参考价值。但我认为唐太宗的这一决定，在他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达的《修晋书诏》里本已阐述得清清楚楚，足以表明他的意向和宗旨，舍此而做其他的猜测和推论，恐怕都难以反映历史真相。唐太宗指出：